不一样的老子，不一样的《道德经》之《老子西行考证》

不一样的老子，不一样的《道德经》之《老子西行考证》 入微信交流群请加：星河为好友 微信号xinghe102 欢迎转载，须署名并注明来自老子大道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，否则追究法律责任。 十多年前，我在济南黑虎泉附近，看见有一块巨大石碑，镌刻着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。。。。”,当时看得我云里雾里，恍恍惚惚，认为《道德经》就如很多人认识那样，玄之又玄。有“高人”指点说，感觉到恍恍惚惚就对了，很难参透里面的奥秘。直到2015年，因从事养生工作的关系，机缘巧合，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广东省老子文化学会会长罗尚贤先生。我们很自然就谈起老子来，罗老师推荐我看他的专著《和生哲学与和生文明时代》，才知道原来《道德经》除了河上公版、王弼版外，还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，帛书版比河上公版更早，当中有不少差异，这此差异颠覆了我对《道德经》的理解，经罗尚贤老师的指点，让我感到豁然开朗。从此我们就有了共同话题，他说得眉飞色舞，我听得如痴如醉，交流起来经常忘了吃饭，成为了忘年之交。我常以汇报工作之名，到他家里向他请教《道德经》。很不幸，2017年的春节，用电话向他相约到他家拜年时，他家人告知，罗老师仙逝了。 罗尚贤先生生前最大的愿望是，把老子大道文化发扬光大，走向世界，把老子的智慧（中华民族的智慧）与世界人民分享、交流。还叮嘱我在广州找个地方办老子学院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很遗憾，工作才刚刚起步，罗老师就驾鹤西去了。 通过与罗老师的交流，让我认识到老子的学说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，是人类第一部完整的哲学著作，老子西行传道，是中国历史的空白，但却是意义深远的一次东西方文化交流。所以，我就有了继续沿着罗尚贤先生的足迹，完成他的遗愿的想法。 《老子西行考证》 一、寻找出关西去的老子 司马迁在《史记老子传》中记载老子“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（令）尹喜曰：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，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，莫知始终”，尹喜感动了老子，老子遂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、百姓安危祸福为鉴，溯其源，著上、下两篇，共五千言，即《道德经》。 《史记》中只记载了老子出关，但没有记载出关后的去向。给后世研究老子留下了极大的遗憾。司马迁说尹喜要求老子强为他著书，我认为不合情理。老子著《道德经》，句句都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辉，岂能是一挥而就呢？蒋伯潜《诸子通考》对此就表示质疑：“无论其时尚无私人自著一书之风，竹简刀漆，岂匆遽旅行中所能成书乎？”此说确有道理，老子出关之时恐怕根本就没有技术条件去著书立说,更不可能写出人类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哲学巨著。 所幸的是，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尚记录了若干片段。当中虽对老子有些神化，但核心内容是可信的。 《后汉书•苏杨郎襄列传第二十》： “延熹九年(166年)楷自家诣阙上疏曰：……臣前上琅琊宫崇受于吉神书，不合明听。…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……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。”《后汉书》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，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，“二十四史”之一。《后汉书》是继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。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并称为“前四史”。 西汉刘向撰《列仙传》： “老子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陈人也。生于殷，时为周柱下史。好养精气，贵接而不施。转为守藏史。积八十余年。史记云：二百余年时称为隐君子，谥曰聃。仲尼至周见老子，知其圣人，乃师之。后周德衰，乃乘青牛车去，入大秦（老子时代的波斯）。” 《列仙传》：关令尹喜者，周大夫也。善内学，常服精华，隐德修行，时人莫知。老子西游，喜先见其气，知有真人当过，物色而遮之，果得老子。老子亦知其奇，为著书授之。后与老子俱游流沙（西域塔里木盆地），化胡，服苣胜实，莫知其所终。尹喜亦自著书九篇，号曰《关令子》。 尹喜抱关，含德为务。挹漱日华，仰玩玄度。候气真人，介焉独悟。俱济流沙，同归妙处。 据《三国志•魏志》裴注引鱼豢《魏略•西戎传》中说： “《浮屠》所载，与中国《老子》经相出入。盖以老子西出关，过西域，之天竺教胡。浮屠属老子弟子，别号合二十九，不能详载，故略之如此。” 东晋王嘉在其著《拾遗记》中留下了关于老子出关后的活动片段： “老聃在周之末，居反景日室之山，与世人绝迹。惟有黄发老叟五人，或乘鸿鹤，或衣羽毛，耳出于顶，瞳子皆方，面色玉洁，手握青筠之杖，与聃共谈天地之数。及聃退迹为柱下史，求天下服道之术，四海名士，莫不争至。五老，即五方之精也。 浮提之国，献神通善书二人，乍老乍少，隐形则出影，闻声则藏形。出肘间金壶四寸，上有五龙之检，封以青泥。壶中有黑汁，如淳漆，洒地及石，皆成篆隶科斗之字。记造化人伦之始，佐老子撰《道德经》，垂十万言。写以玉牒，编以金绳，贮以玉函。昼夜精勤，形劳神倦。及金壶汁尽，二人刳心沥血，以代墨焉。递钻脑骨取髓，代为膏烛。及髓血皆竭，探怀中玉管，中有丹药之屑，以涂其身，骨乃如故。老子曰：“更除其繁紊，存五千言。”及至经成工毕，二人亦不知所往。” 《老子化胡经》，西晋道士王浮撰。一卷。以后陆续扩增为十卷。《通志•艺文略》即著录为十卷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六亦录为十卷，并称魏明帝为之序。《文献通考》卷二百二十四著录十卷，并引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、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等说明化胡成佛故事的发生及对《化胡经》真伪的争议。敦煌写本有此经十卷本残卷，存一、二、八、十等卷，系唐玄宗时写本。按王浮所撰一卷本《化胡经》，早佚，后经增纂的十卷本，也仅存残卷。主要内容是敷衍老子携关令尹喜西入天竺，化为佛陀，立浮屠教，从此才有佛教产生的故事。现存唐玄宗时写本之第一卷，记西域八十一国名称，多与唐代典籍所载相同，当出于初唐。第十卷《老子化胡经玄歌》，则为北魏作品. 《老子化胡经》引发了佛道的大争论，历经一千多年，至唐犹甚。争论焦点是，老子是如来之师还是如来是老子之师。但双方都肯定“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”，只是对“为浮屠”的解释不同。在我看来，双方都肯定了这次对世界思想、文化史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交流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争论的结论，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并不是太重要了。 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，成吉思汗给丘处机的诏书中写道：“老子西行，或化胡而成道，顾川途之虽阔，瞻几杖以非遥。爰答来章，可明朕意。” 73岁高龄的丘处机为什么愿意不远万里来兴都库什山？是慑于成吉思汗的威名？不是的，他完全可以以年迈体衰的理由谢绝这一邀请。只有瞻仰祖师传道足迹才有此动力。 2005年9月，西安市北郊南康村发现一座北周时期墓。出土的墓志铭（现藏于西安市博物馆）记载：墓主姓李，名诞，字拖娑。婆罗门种。赵国平棘人。其先伯阳之后。北魏正光年间自罽宾归到中土。 这个李诞是否是老子的后裔？老子姓李名耳，字聃，一字或曰谥伯阳。而李诞其先伯阳之后，若是，则证明老子在罽宾传道时曾传宗接代。所谓婆罗门种，据宋云（北魏时期敦煌人，曾和惠生(亦作慧生)同赴西域求经。）所述：“国中人民悉是婆罗门”的史实是一致的。即罽宾国一度取消了四种姓制度，全部变成婆罗门。 根据史料及一些其他的文字记载，老子出关后一直往西，曾在楼兰、于阗等西域众多地方（西汉东方朔称昆仑宫）留下足迹，直到兴都库什山南北。南部为《洛阳伽蓝记》的乾陀罗国，《大唐西域记》作健驮逻国(西汉东方朔称阆风巅)，位于库纳尔河和印度河之间的喀布尔河流域，包括旁遮普以北的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地区，北部为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。当时属波斯东北部（西汉东方朔称玄甫堂），即《十洲三岛。昆仑》及《云笈七签》卷二十六所称的“昆仑山三角”。 为什么我们先人把兴都库什山也当作昆仑山呢？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一路向东迁徙，记忆当中兴都库什山和昆仑山是连在一起的。帕米尔高原除了向东延伸出天山、昆仑山、喜马拉雅山等几条重要山脉外，它向西也长出了一条山脉。这就是“兴都库什山脉” 所以，把兴都库什山当作昆仑山的一部分就不奇怪了。 昆仑中段主脉的北麓，海拔5980米的玉虚峰。作为传说中道教的发源地，玉虚峰可以说是道教弟子心中的“神山之最”。相传这里是道教元始天尊和道教昆仑派的主道场，是“道教的洞天福地”和道教至尊“三清”的升天之地。所谓“三清”，即“玉清元始天尊”、“上清灵宝天尊”、“太清道德天尊”，其实指的是老子，道教所谓的“一气化三清”，很多宗教神学都有三位一体的说法，如佛教所谓“法身、报身、应身”，三者归一，皆指“佛”。 温馨提示 戳上面蓝色文字：老子大道文化研究。即可关注本公众号，分享老子大道文化心得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关注我们吧！喜欢我们就点击右上角分享给朋友吧! 入微信交流群请加：星河为好友 微信号xinghe102 二、老子西行的目的 老子所处的年代，正处于生产力高速发展，社会制度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,私有制的发展已不可阻挡。彼时战乱不断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于是产生了老学和孔学，老学主张平等，主张回归素朴，认为大道废，安有仁义。慧智出，安有大伪。六亲不和，安有孝慈。国家昏乱，安有忠臣。绝圣弃智，民利百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感叹道：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，夫礼者，忠信之薄也，而乱之首。而孔学提倡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教化民众。主张维护不同等级的秩序，以利于统治者。 可见，老子的学说显然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，甚至有杀身之祸。所以，老子只能带领他的弟子们西行，到统治者管治薄弱之处传道和进行社会实验。 三、老子与负图经（浮图经） 龙马负图寺，传始建于晋穆帝永和四年（公元 348年），是为感念“人文之祖”伏羲的功绩，在图河故道上建起的第一座祭礼场所，是河洛文化中“河图”出现地，也是中华易学的发源地，距今已有1600余年。位于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雷河村，成为炎黄子孙的祭祖圣地”和“河图洛书”的研究中心。初名“浮图寺”，永嘉时改为“河图寺”，梁武帝改称“龙马寺”，唐高宗麟德四年更名为“兴国寺”，明嘉靖四十二年仍叫“负图寺”，清乾隆十九年又改“羲皇庙”，民国后又称其为“负图寺”。该寺名称的变迁，隐约透露出“负图”、“龙马”与“浮图”之间的联系。 负图即浮图，是音译和后来神话化的变异而来。古龙图代表着当时人类的最高智慧，伏羲氏根据燧人氏的龙图（即古河图）发展成为《太极八卦图》，《三国志。魏志。高贵乡公髦传》说：“包羲因燧皇之图而作八卦”，包羲即伏羲。 龙图其实不是从水中浮出来的，而是燧人氏从黄河流域诸多古老岩画符号中提炼出来，并赋予数量、次序、规则等观念。图中是旋火纹，奇数符号左旋为虚，偶数符号右旋为实。图中蕴藏着虚、实，阴、阳的观念，并传播火的应用。数的排列也蕴藏着天地运行的无穷奥秘， 燧人氏把图画在龙马（《尔雅。释畜》：“马高八尺为龙”，实为高大的良马）背上，奔驰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河岸上，以图化民。伏羲在此基础上演化出《河图》和太极八卦图。